作者：LXDAO翻译：程子玉导读在任何大规模生态系统中，公共物品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它们往往也非常难以定义。经济学家对公共物品有一个定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这两个技术术语的意思是很难通过私人财产和市场手段提供。还有一个通俗的定义：公共物品是“对公众有益的任何事物”。还有一个民主爱好者的公共物品定义，其中包括公众参与决策的内涵。但更重要的是，当抽象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在与真实世界互动时，几乎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中，都有各种微妙的边界情况，需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例如，公园是公共物品。但如果你加一个5美元的入场费呢？如果你通过拍卖公园中央广场上的胜者雕像的权利来资助它呢？如果它由一个半无私的亿万富翁维护，他享受公园作为个人用途，并围绕他的个人用途设计公园，但仍然允许任何人参观呢？这篇文章将尝试提供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分析私人和公共范围内的“混合”商品：收入邪恶曲线。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不同项目的货币化方式需要权衡什么，通过增加外部补贴来减轻资金化压力可以带来多少好处？这远非是一个通用的框架：它假定在一个单一的“社区”中有一个“混合经济”环境，其中包括商业市场和来自中央资助者的补贴。但它仍然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如何在加密社区、国家和今天的许多其他现实世界背景中资助公共物品的方法。想了解更多细节吗？往下阅读完整文字记录传统框架：排他性和竞争性首先让我们通过常规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待哪些项目被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考虑以下示例：1.Alice拥有1000个ETH，并希望在市场上出售它。2.Bob经营一家航空公司，并销售航班机票。3.Charlie建造了一座桥，并收取通行费来支付它的建设。4.David制作并发布一档播客。5.Eve制作并发布一首歌曲。6.Fred发明了一种更好的用于生成零知识证明的新加密算法。我们将这些情况放在一个二维图表上：1.竞争性（Rivalrousness）：一个人享受某物品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其他人享受相同物品的能力？
2.排他性（Excludability）：阻止特定个体（例如，不付费的人）享受某物品有多难？图表如下：Alice的ETH是完全排他性的，因为她有完全的权力选择谁可以拥有她的加密货币。而且，加密货币的竞争性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拥有某个特定的加密货币，其他人就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加密货币。Bob的机票是排他性的，但不太有竞争性，因为有可能飞机不会满员，所以还有一些额外的席位可供他人购买。Charlie的桥梁排他性要更少一些，因为要添加一个验证支付通行费的门需要额外的工作（因此Charlie可以排他，但这对他和用户都是成本高昂的），其竞争性取决于道路是否拥堵。如果道路拥挤，那么多人使用该桥可能会减少其他人使用的便利性，因此它在竞争性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David的播客和Eve的歌曲都没有竞争性：一个人收听不会妨碍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它们略微具有排他性，因为可以设立付费墙，但人们仍然可以绕过付费墙。Fred的加密算法几乎不排他性：它需要开源以便人们信任它。如果Fred试图申请专利，那么目标用户群体（热爱开源的加密货币用户）可能会拒绝使用该算法，并且甚至可能因此取消他。这是一项很好且重要的分析。排他性告诉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收取通行费的商业模式来资助项目，竞争性告诉我们排他是否是一种悲剧性浪费，或者它只是所讨论物品的不可避免的属性，即一个人获得它，另一个人就无法获得。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其中一些示例，特别是数字示例，我们会开始注意到它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除了排他之外，还有许多可用的商业模式，而这些商业模式也存在取舍。以一个特定案例为例：David的播客与Eve的歌曲。在实践中，大量的播客大部分或完全以免费形式发布，但歌曲通常使用许可和版权限制为门槛。要理解原因，我们只需看看这些播客是如何得到资助的赞助。播客主持人通常会找到几个赞助商，并在每集的开头或中间简要谈论赞助商。但对歌曲来说，赞助更加困难：你不能在一首情歌中突然开始谈论AthleticGreens(见最下面的解释)有多棒，因为这会破坏氛围！我们是否可以越过排他性，讨论更一般的货币化和不同货币化策略的伤害？确实可以，这正是“收益-邪恶曲线”所关注的内容。“收益-邪恶曲线”的定义“收益-邪恶曲线”是一个二维曲线，用来回答以下问题：为了赚取N美元的收入以支付产品的建设成本，产品的创作者会对潜在用户和更广泛的社区造成多大程度的伤害？这里的“邪恶”一词绝对不是要暗示任何数量邪恶都是不被接受的，也不是说如果无法在不作恶的情况下资助一个项目，那就不应该做这个项目。
许多项目都会做出艰难的取舍，在确保可持续资金的情况下伤害其客户和社区，但是通常项目本身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些伤害。尽管如此，这个目标是为了突出许多货币化方案存在悲剧性方面，而公共物品资金可以通过为现有项目提供财务支持来帮助它们避免这种牺牲。以下是我们上面六个示例的“收益-邪恶曲线”的图表：对于Alice来说，以市场价格出售她的ETH实际上是她可以做的最具同情心的事情。如果她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几乎肯定会在链上引发燃气费竞争、高频交易竞争或其他类似的价值破坏性金融冲突，每个人都会尽快争夺她的代币。以高于市场价格出售。对于Bob来说，社会最优的售价是所有机票都售罄的最高价格。如果Bob以低于这个价格出售，机票将很快售罄，一些人将无法获得座位，即使他们确实需要（低价出售可能通过为贫困人士提供机会来带来一些相抵消的好处，但远非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式）。Bob也可以高于市场价格出售，可能会获得更高的利润，但代价是销售较少的座位，并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不必要地排除一些人。如果Charlie的桥和通往桥的道路没有拥堵，收取任何通行费都会带来负担，并且不必要地排除了司机。如果它们拥挤，低通行费有助于减少拥堵，而高通行费则不必要地排除了人们。David的播客可以通过添加赞助商的广告来在不太伤害听众的情况下进行货币化。如果货币化的压力增加，David将不得不采取越来越具侵入性的广告形式，而真正实现最大收入将需要将播客设为付费墙，这对潜在听众来说是高昂的成本。Eve与David的情况类似，但低伤害选项较少（也许可以出售NFT？）。特别是在Eve的情况下，设立付费墙可能需要积极参与版权执法的法律体系并起诉侵权者，这会带来进一步的伤害。Fred的货币化选项甚至更少。他可以申请专利，或者可能进行一些奇特的事情，比如拍卖选择参数权利，以便偏好特定价值的硬件制造商会对其出价。但所有选项都成本高昂。我们可以看到，在“收益-邪恶曲线”上实际上存在许多种类的“邪恶”：1.传统的排他性经济损失：如果产品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本可以发生的互惠交易就不会发生，这会导致资源浪费。2.竞争条件：由于产品价格过低而导致的拥堵、短缺和其他成本。3.“污染”产品，以使其对赞助商有吸引力，但对听众有害（可能是小规模的，也可能是大规模的）。4.通过法律体系参与攻击性行为，增加了每个人的恐惧和在律师费上花钱的需求，以及各种难以预测的次级冷却效应。
这在申请专利的情况下尤为严重。5.牺牲用户、社区和甚至项目自身的工作人员高度重视的原则。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邪恶”是非常依赖于上下文。专利在加密货币领域和更广泛的软件领域内既极具危害性，又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攻击性，但在制造实物产品的行业中，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在实物产品行业，实际上大多数人能够创造出某种专利的衍生品，他们的规模和组织程度足以谈判获得许可，而资本成本意味着对货币化的需求要高得多，因此保持纯粹性更难。广告是否有害取决于广告商和观众：如果播客非常了解受众，广告甚至可以有所帮助！是否存在“排他”的可能性甚至取决于财产权。但是，通过以一般术语讨论为了赚取收入而作恶，我们能够比较这些情况。在资金优先级方面,“收益邪恶”曲线告诉了我们什么？现在，让我们回到关于为什么关心什么是公共物品以及什么不是的关键问题：资金优先级。如果我们有一个有限的资本池，专门用于帮助社区繁荣发展，那么我们应该将资金引导到哪些项目？“收益-邪恶曲线”图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起点答案：将资金投向那些“收益-邪恶曲线”斜率最陡的项目。我们应该专注于那些通过每1美元的补贴，通过减轻货币化压力，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不幸地使项目变得可能的“邪恶”的项目。这大致给我们带来以下排名：1.首要是“纯”公共物品，因为通常根本没有任何方式来对其进行货币化，或者如果有的话，试图货币化的经济或道德成本极高。2.第二优先级是公共物品但可货币化的物品，可以通过微调它们并通过商业渠道来筹资，例如歌曲或播客赞助。3.第三优先级是非商品化的私人物品，社会福利已经通过收费进行了优化，但利润率较高或更一般地存在“污染”产品以增加收入的机会，例如保持相关软件封闭源码或拒绝使用标准，而补贴可以用于推动这些项目在边际上做出更多亲社会的选择。注意，排他性和竞争性的框架通常会得出类似的答案：首先关注非排他性且不具竞争性的物品，其次是非他性但非竞争性的物品，最后是排他性且部分竞争性的物品-而排他性且竞争性的物品则永远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您还有剩余资本，最好将其分发为通用基本收入）。收益-邪恶曲线与排他性和竞争性之间存在粗略的近似映射：更高的排他性意味着收益-邪恶曲线的斜率较低，而竞争性告诉我们收益-邪恶曲线底部是否为零或非零。但是，“收益-邪恶曲线”是一个更加通用的工具，使我们能够讨论远远超出排他之外的货币化策略的权衡。一个实际的例子，说明了这个框架如何用于分析决策，比如维基媒体的捐款问题。我个人从未捐款给维基媒体，因为我一直认为他们可以并且应该在不依赖有限的公共物品资金的情况下筹集资金，只需添加一些广告，而这对用户体验和中立性只会产生很小的成本。然而，维基百科的管理员们持不同意见；他们甚至有一个维基页面列出了他们为什么不同意的理由。我们可以将这种分歧理解为对“收益-邪恶曲线”的争议：我认为维基媒体的收益-邪恶曲线斜率较低（“广告并不那么糟糕”），因此对于我的慈善捐款来说，它们不是首要关注的对象；而其他一些人认为他们的收益-邪恶曲线斜率较高，因此对于他们的慈善捐款来说，它们是首要关注的对象。
收益-邪恶曲线是一种思维工具，而不是拿来主义从这个想法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我们不应该试图直接将“收益-邪恶曲线”用作优先考虑个别项目的方式。由于监测的限制，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如果这个框架被广泛使用，项目将有动机误导他们的“收益-邪恶曲线”。任何收取通行费的人都会有动机提出巧妙的论据，试图表明如果通行费能降低20%，世界将会更好，但由于他们的预算严重不足，他们无法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降低通行费。项目将有动机在短期内变得更“邪恶”，以吸引帮助他们减少“邪恶”的补贴。因此，出于这些原因，最好不要将该框架用作直接分配决策的方式，而是用于确定资助项目的一般原则。例如，该框架可以是确定如何为整个行业或整个物品类别设置优先级的有效方式。它可以帮助您回答诸如：如果一家公司正在生产公共物品，或者在设计并非完全公共物品时做出了有益于社会但在财务上成本高昂的选择，他们是否应该因此获得补贴？但即使在这里，最好将“收益-邪恶曲线”视为一种思维工具，而不是试图精确测量它们并将它们用于做出个别决策。结论排他性和竞争性是评估一种物品的重要维度，它们对于物品自我货币化的能力以及回答通过从某种公共资金中资助它来避免多大伤害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特别是当更复杂的项目进入竞争时，这两个维度很快就会不足以确定如何设置资助优先级。大多数事物都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它们在中间是某种混合体，并且有许多维度，这些维度可以使它们变得更具公共性或不那么具公共性，这些维度不容易映射到“排他性”上。观察项目的“收益-邪恶曲线”给了我们另一种测量真正重要的统计数据的方式：通过减轻一个项目1美金的货币化压力，可以避免多大伤害？有时，减轻货币化压力所带来的收益是决定性的：通过商业渠道根本无法筹集某些类型的资金，直到您能够找到一个单一的用户，该用户从中受益足够多，足以单方面资助它们。其他时候，商业筹资选项存在，但会产生有害的副作用。有时这些影响较小，有时较大。有时个别项目的一小部分在亲社会选择和增加货币化之间存在明显的权衡。而在其他时候，项目自己可以筹资，没有必要资助它们-或者至少，不确定性和隐藏的信息使得创建一个产生更多好处而不是伤害的补贴计划变得太难。按照收益从最大到最小的顺序设置资助优先级总是更好的；而你能走多远取决于你拥有多少资金。我没有接受AthleticGreens的赞助。但播客主持人LexFridman接受了。当然，我也没有接受LexFridman的赞助。但也许别人接受了。不管怎样，只要我们能继续获得播客的资助，这样它们就可以免费收听，没有任何人可以干扰，这一切都很好
